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經濟計算

許多社會主義者從未涉足國民經濟學的問題，從未嘗試弄清楚人類在何種條件下從事經濟活動。另一些人則極為深入地研究了過去與當下的國民經濟，並致力於建立一套關於「市民社會」經濟的體系。他們沉醉於對「自由」經濟之經濟關係的批判，卻一向疏於把他們在此處所展現的——並非總是成功的——尖刻鋒芒，同樣施加於他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之上。在空想主義者那些色彩斑斕的描繪中，真正屬於經濟的內容始終付之闕如。他們宣告，在他們的安樂鄉裏，烤熟的鴿子會飛進同志們的口中，可惜他們卻未能說明，這一奇蹟究竟應以何種方式實現。每當他們在經濟事務上開始講得較為具體時，便很快觸礁——人們不妨想想普魯東（Proudhon）的交換銀行幻想——以致要指出他們在邏輯上的疏漏並非難事。倘若馬克思主義鄭重地禁止其信徒去探討那些超出「剝奪剝奪者」之外的經濟問題，那麼它其實並未做出甚麼特別之事，因為「空想主義者」在他們的描繪中同樣忽略了經濟層面，而僅把注意力轉向對外在狀況以及對事物之新秩序那些不言而喻的最有利後果的描摹。

無論人們是否把社會主義的到來視為人類發展中一種無可逃避的必然，也無論人們從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中期待人類最高的幸福抑或最深的不幸，總得承認：關於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經營經濟之條件的探討，並不只是「一種良好的思維訓練、一種促進政治清晰與穩定的手段」而已。在一個我們愈來愈接近社會主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已身處其中的時代，對社會主義經濟諸問題的探究，對於闡明我們周圍正在發生之事也具有意義。要理解今日德國及其東部鄰國的國民經濟現象，交換經濟的分析所能提供給我們的，早已遠遠不夠。在此我們已不得不在相當可觀的程度上援引社會主義共同體的要素。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圖弄清社會主義經濟之本質的努力，便無需任何特別的辯解。

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一切生產資料都是共同體的財產。唯有共同體才能支配它們，並決定其在生產中的運用。不言而喻，共同體只能透過一個專門的機關來行使其權能，因為它無法以其他方式採取行動。這一機關如何組成、整體意志如何在其中並透過它得到表達，對我們而言只屬次要。人們或可設想該機關的選舉；倘若它由多於一人組成，則可設想由該團體成員以多數決方式作出決議。

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在從事了生產並因此成為享用品所有者之後，如今便有了選擇：要麼自己消費，要麼讓他人消費。共同體作為它透過生產而獲得之享用品的所有者，卻沒有這樣的選擇。它不能自己享用，它必須讓人去享用。誰應享用、各人應享用甚麼，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問題。

社會主義的特徵在於：享用品的分配必須獨立於生產及其經濟條件。把分配——哪怕只是一部分——建立在把收益按經濟方式歸算給各個生產要素之上，這與生產資料公有的本質是不相容的。要把勞動的全部收益預先歸於勞動者，然後再把各物質生產要素的份額「交付」於另一種特別的分配，這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正如下文還將表明的那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就在於：在其中，各個生產要素對生產收益所佔的份額根本無法查明，它對於任何在生產耗費與生產收益之關係上的計算性核查都是不可企及的。

為向各位同志分派享用品而選擇何種原則，對於我們所關注之問題的考察而言相當無關緊要。無論人們是要按各人的需求來分配，使需求較大者得到的多於需求較小者；還是要顧及各人的德行配享，使較優者得到的多於較劣者；還是把盡可能均等的分配視為理想，使每人盡量得到同等的數量；抑或要把對共同體所作的貢獻當作分配的尺度，使較勤勉者得到的多於較怠惰者——情形始終都是：每人都從共同體那裏領受一份分派。

為簡便起見，我們假定分派是按對社會一切成員一律平等對待的原則來進行的；要在此基礎上自行設想出若干修正並不困難，例如按年齡、性別、健康狀況、特殊的職業需要等對所領之份額加以分級。同志大概會領到一束領取憑單，可在一定時間內憑以兌換一定數量的各種特定物品。如此他便可每日多次進餐、隨時得到住所、時而從事消遣、不時領到一件新衣。以此方式所提供的需求滿足是較為豐裕還是較為菲薄，取決於社會勞動的豐產程度。

並非每人都必須把自己的整份份額也親自消耗掉。他可以任其中一些未經享用而敗壞，可以贈予他人，或者——只要這與該物品的性質相容——留作日後之需。但他也可以把其中一些拿去交換。嗜啤酒者若能換得更多啤酒，便樂於放棄分得的無酒精飲料；戒酒者若能藉此換取其他享受，則願意放棄自己那份含酒精的飲料。愛好藝術者願意放棄上電影院，以便能更常聆聽好的音樂；庸俗無趣之人則會希望把那些賦予他進入優良藝術場所之權的入場券，拿去換取他更能領會的享受。他們全都會樂於交換。然而，交換往來的對象始終只能是享用品。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專屬於整體所有；它們是不可讓與的公有財產，因而是 res extra commercium（不可交易之物）。

交換往來即便在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所分配給它的狹小範圍內，也可以透過中介的方式進行。它不必總是以直接交換的形式展開。那些在別處導致間接交換得以形成的相同理由，也會使間接交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了交換者的利益而顯得有利。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社會也為一種普遍通用的交換媒介——貨幣——的運用提供了空間。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角色，原則上與在自由經濟中相同，在兩者中它都是普遍通用的交換中介者。然而，這一角色的意義，在建立於生產資料公有之上的社會秩序中，與在建立於生產資料私有之上的社會秩序中，是有所不同的。在此它的意義無可比擬地更小，因為交換在這一社會中所具的意義要小得多，因為在此它根本只涉及消費品。由於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在交換往來中被轉手，要查明生產資料的貨幣價格便成為不可能。貨幣在自由經濟中於生產計算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無法保留。在此，以貨幣進行的價值計算成為不可能。

同志之間往來中所形成的交換比率，不能被生產與分配的領導機構置之不顧。倘若它想在分派人均份額時使各種物品相互可替代，便必須以這些交換比率為基礎。若在交換往來中形成了 1 支雪茄等於 5 支香煙的比率，那麼領導機構就不能輕率地宣稱 1 支雪茄等於 3 支香煙，並按此比率把雪茄只分派給某些人、把香煙只分派給另一些人。如果煙草的分派憑單不是對每個人一律部分兌成雪茄、部分兌成香煙；如果——無論是因為他們如此希望，還是因為兌換處一時別無他法——某些人只應領到雪茄、另一些人只應領到香煙，那麼此時便必須顧及市場的交換比率。否則，所有領到香煙的人相對於領到雪茄的人就會吃虧。因為領到一支雪茄的人，能以此換得五支香煙，而那支雪茄卻只按三支香煙計給他。

因此，同志之間往來中交換比率的變動，勢必促使經濟領導機構在各種享用品可替代性的折算基準上作出相應的更改。

每一次這樣的變動都表明：同志們各項需求與其滿足之間的關係已發生了位移，某些物品如今比另一些物品更受渴求。經濟領導機構大概會力圖在生產上也顧及此點。它會努力擴大更受渴求之物品的生產，縮減較少被渴求之物品的生產。但有一件事它將無法做到：它不能任由各個同志隨意把自己的煙草憑單兌成雪茄或香煙。倘若它賦予同志選擇領取雪茄抑或香煙的權利，那麼便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被索取的雪茄或香煙多於所生產的數量，而另一方面，香煙或雪茄卻因無人索取而滯留在發放處。

若站在勞動價值論的立場上，這個問題自然有一個簡單的解答。社員每完成一小時的勞動，便領取一張票券，這張票券使他有權領取一小時勞動的產品，並扣除為支應整體社會所負擔之開支（如喪失勞動能力者的供養、文化支出之類）的相應部分。若假定為支應由共同體承擔之費用而扣除的部分為勞動產品的一半，那麼每一個勞動了一小時的工人，便有權領取生產時耗用了半小時勞動的產品。已達可使用或可消費狀態的物品與效用勞務，凡有能力為其支付相當於其生產所耗勞動時間之兩倍者，皆可自市場取走，並供自己消費或使用。為了把我們的問題闡明清楚，較好的做法是假定共同體並不預先向工人扣除任何為支應其所負擔之開支的部分，而是透過向其勞動成員的所得課稅來籌措其所需的財源。如此一來，便會賦予每一所完成的勞動小時以權利，使其得以取得生產時必須耗用一小時勞動的物品。然而這樣一種分配的安排是無法實行的，因為勞動並不構成一個劃一而同質的量度。各種勞動成果之間在質上存在差異，鑒於對其產物之需求與供給的形成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會導致不同的評價。在其他條件不變（caeteris paribus）的情況下，人們無法在不損及產品品質的前提下增加畫作的供給。人們無法賦予一個完成了一小時最簡單勞動的工人以權利，去消費一小時更高資質勞動的產品。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要在一項勞動成果對社會的意義與其在社會生產過程之收益中的分享之間建立起聯繫，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此勞動的報酬只能是任意的；它無法建立在收益的經濟歸屬之上，不像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交換經濟中那樣，因為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歸屬是不可能的。經濟的事實為社會隨意決定工人報酬的權力劃下了一道固定的界限：無論如何，工資總額長期而言絕不可能超過社會的所得。但在此界限之內，它則可以自由處置。它大可規定一切勞動皆視為等值，每一勞動小時不論其品質如何皆給予相同的報酬；它同樣也可以依所完成勞動之品質而在各勞動小時之間作出區分。然而在這兩種情形下，它都必須保留對勞動產品之分配作特別處置的權力。至於完成了一勞動小時者也應有權消費一勞動小時的產品，這一點它絕不可能加以規定，即使人們願意撇開勞動及其產物在品質上的差異，並且進一步假定可以確定每一勞動產品中蘊含了多少勞動，也是如此。因為在各個經濟物品之中，除勞動之外還包含著物料成本。一件使用了較多原料的產品，無法與另一件使用了較少原料的產品等量齊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