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各大學由構成帝國的各個王國與大公國所擁有並運作。5 教授是公務員，作為公務員，他們必須嚴格服從上司，即公共教育部各部官僚所頒布的命令與規章。當 1837 年 Hanover 國王解僱了七位抗議國王違憲的 Göttingen 大學教授時，德國自由派的公眾輿論曾對這種大學及其教學完全且無條件地隸屬於政府至高權力的狀況提出挑戰，但徒勞無功。各政府並不理會公眾的反應。他們繼續解僱那些政治或宗教學說與其不合的教授。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訴諸更為精巧、更為有效的方法，使教授成為官方政策的忠順支持者。他們在委任之前審慎地篩選候選人。唯有可靠之人才得到教席。如此一來，學術自由的問題便退居幕後。教授們出於自願，只教授政府所允許他們教授的內容。
1866 年的戰爭結束了普魯士的憲政衝突。國王一派，即由 Bismarck 領導的 Junker 保守黨，戰勝了主張議會制政府的普魯士進步黨，同樣也戰勝了南德的民主派團體。在新的政治格局之中——先是北德意志邦聯（Norddeutscher Bund），1871 年之後則是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已不再為曼徹斯特主義與 laissez faire 這類「異邦的」學說留下任何餘地。Königgrätz 與 Sedan 的勝利者認為，他們無須向那「店主之國」——英國人——或向戰敗的法國人學習任何東西。
在 1870 年戰爭爆發之際，德國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 Emil du Bois-Reymond 誇稱，柏林大學乃是「Hohenzollern 家族的智識禁衛軍」。這話對自然科學而言並無太大意義。但對於關於人的行為的諸科學而言，它卻有着非常清晰而確切的含義。歷史學與國家學（Staatswissenschaften，即政治學，包含一切涉及經濟與財政之事）各教席的擔任者，都知道其君主對他們有何期望。而他們也交出了貨色。
從 1882 年到 1907 年，Friedrich Althoff 在普魯士教育部主管大學事務。他如同一名獨裁者般統治着普魯士各大學。由於普魯士擁有數量最多的有利可圖的教授職位，因而為有抱負的學者提供了最為有利的場域，其他德意志各邦的教授，乃至奧地利與瑞士的教授，都渴望在普魯士謀得職位。如此一來，Althoff 通常也能讓他們實際上接受他的原則與見解。在一切涉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科的事務上，Althoff 完全倚賴其友人 Gustav von Schmoller 的建議。Schmoller 對於把綿羊與山羊分別開來，有着一種百無一失的直覺。
在十九世紀的第二與第三個二十五年間，某些德國教授為經濟理論寫出了有價值的貢獻。誠然，這一時期最為卓越的貢獻，即 Thünen 與 Gossen 的貢獻，並非出自教授之手，而是出自並無教職之人。然而，Hermann、Mangoldt 與 Knies 諸位教授的著作，在經濟思想史中將被人銘記。但在 1866 年之後，那些步入學術生涯之人對「毫無血色的抽象」唯有鄙夷。他們發表歷史研究，且偏好那些處理晚近過去之勞動狀況的研究。他們當中許多人堅信，經濟學家最首要的任務，乃是在「人民」對「剝削者」所進行的解放戰爭中援助「人民」，並且人民那受上帝所賜的領袖乃是各王朝，尤其是 Hohenzollern 王朝。
3. 方法論之爭（Methodenstreit）
在《研究》（Untersuchungen）一書中，Menger 駁斥了作為歷史學派著作之基礎的那些知識論觀念。Schmoller 發表了一篇對此書頗為輕蔑的書評。Menger 於 1884 年以一本小冊子作出回應，即《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謬誤》（Die Irrt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由這場論爭所引發的各種出版物，以方法論之爭（Methodenstreit），即關於方法的衝突之名而為人所知。
方法論之爭對於釐清其中所涉的問題貢獻甚微。Menger 過於受 John Stuart Mill 的經驗主義所支配，以致未能把自己的觀點推至其完整的邏輯後果。Schmoller 及其門徒既被綁定於去捍衛一個站不住腳的立場，甚至連這場論爭究竟所為何事都未曾意識到。
方法論之爭一詞當然是有誤導性的。因為問題並不在於發現處理那些通常被視為經濟問題之問題的最適切程序。爭論的事項在本質上乃是：除了歷史學之外，是否能夠存在一門處理人的行為之諸面向的科學。
首先存在的是激進的唯物主義決定論，那是一種在當時的德國幾乎為物理學家、化學家與生物學家普遍接受的哲學，儘管它從未被明確而清晰地表述出來。在這些人看來，人的觀念、意願與行為，乃是由物理與化學事件所產生的，而自然科學有朝一日將以它今日描述若干成分結合而生成某種化合物的同樣方式，去描述這些事件。作為唯一能夠通向這一終極科學成就的道路，他們鼓吹在生理學與生物學實驗室中進行實驗。
Schmoller 及其門徒激烈地駁斥這種哲學，並非因為他們察覺到它的缺陷，而是因為它與普魯士政府的宗教信條不相容。他們實際上偏愛一種與 Comte 的實證主義相去無幾的學說（當然，他們因實證主義的無神論及其法國淵源而公開貶斥它）。事實上，實證主義若得到合理的詮釋，必然導致唯物主義決定論。但 Comte 的多數追隨者在這方面並不直言不諱。他們的討論並不總是排除這樣的結論：社會物理學（社會學）的諸法則——在他們看來，其確立乃是科學的最高目標——可以藉着他們所謂一種更為「科學的」方法，去處理歷史學家以傳統程序所匯集的材料而被發現。這便是 Schmoller 就經濟學所採取的立場。他一再責備經濟學家從數量上不足的材料中過早地作出推論。在他看來，要以一門切合實際的經濟學去取代英國「紙上談兵」經濟學家那些倉促的概括，所需要的乃是更多的統計、更多的歷史，以及更多「材料」的蒐集。他主張，從此類研究的成果之中，未來的經濟學家有朝一日將藉「歸納」發展出新的洞見。
Schmoller 是如此地糊塗，以致未能看出他自己的知識論學說與他對實證主義攻擊歷史學的駁斥之間的不相容。他並未意識到那道把他的觀點與德國哲學家的觀點分隔開來的鴻溝，那些哲學家摧毀了實證主義關於歷史之運用與處理的諸觀念——先是 Dilthey，其後則是 Windelband、Rickert 與 Max Weber。在他指責 Menger《原理》（Grundsätze）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評論了 Dilthey 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即其《精神科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但他並未領會這樣一個事實：Dilthey 學說的主旨，正是要消滅他自己知識論的根本論點，即某些社會發展的法則可以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來。
4. 方法論之爭的政治面向
英國的自由貿易哲學在十九世紀於西歐與中歐諸國取得了勝利。它摧毀了那曾在十八世紀指導德意志各邦政策的威權福利國家（landesfürstlicher Wohlfahrtsstaat）那搖搖欲墜的意識形態。甚至連普魯士也一度轉向自由主義。其自由貿易時期的頂峰，乃是關稅同盟（Zollverein）1865 年的關稅稅則，以及 1869 年適用於北德意志邦聯（其後為德意志帝國）境內的營業法規（Gewerbeordnung）。但很快，Bismarck 的政府便開始開創其社會政策（Sozialpolitik），即一套干預主義措施的體系，諸如勞動立法、社會保障、親工會態度、累進稅、保護性關稅、卡特爾與傾銷。3
若有人試圖駁斥經濟學對所有這些干預主義方案之適用性所作的毀滅性批判，他便不得不否認經濟學這門科學的存在本身，更遑論其認識論上的主張，人類行為學亦同。這正是一切威權主義、政府萬能與「福利」政策的鼓吹者一貫所為。他們指責經濟學「抽象」，並倡導一種「形象化」（anschaulich）的方式去處理相關問題。他們強調，此一領域之事務過於複雜，無法以公式與定理加以描述。他們斷言，各個民族與種族彼此差異如此之大，以致其行動無法被一套統一的理論所涵蓋；有多少民族與種族，便需要多少套經濟理論。另一些人則補充說，即使在同一民族或種族之內，經濟行動在歷史上的不同時代亦各有不同。這些以及類似的反對意見，彼此之間往往互不相容，乃是為了詆毀經濟學本身而提出的。
事實上，經濟學從德意志帝國的大學裏徹底消失了。在波恩大學僅剩下一位古典經濟學的孤立餘脈，海因里希·迪策爾（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始終未能理解主觀價值理論的含義。在其他所有大學裏，教師們都熱衷於嘲弄經濟學與經濟學家。把那些在柏林、慕尼黑以及帝國其他大學作為經濟學替代品而傳授下來的東西詳加論述，並不值得。今天再無人關心古斯塔夫·馮·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盧約·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及其眾多門徒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與雜誌中所寫的一切。
歷史學派工作的政治意義在於：它使德國對某些觀念變得毫無防備，而這些觀念一旦被接受，便使德國人民普遍擁護所有那些招致重大災難的禍患政策。那兩度以戰爭與失敗告終的侵略性帝國主義、二十年代初的無限通貨膨脹、Zwangswirtschaft（強制經濟）以及納粹政權的一切恐怖，皆是那些依照歷史學派鼓吹者所教導而行事的政客之傑作。
施莫勒及其友人與門生所鼓吹的，乃是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即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亦即計劃經濟，其最高管理權掌握在容克貴族手中。俾斯麥及其繼任者所追求的，正是這一品類的社會主義。他們在一小群商人那裏所遭遇的怯懦反對微不足道，這與其說是由於這些反對者人數不多，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努力缺乏任何意識形態的支撐。德國已不再有任何自由主義思想家。對國家社會主義黨派所提出的唯一抵抗，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與施莫勒派社會主義者，即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ten）一樣，馬克思主義者亦鼓吹社會主義。兩個群體之間唯一的差別，在於由誰來操作那最高的計劃委員會：是霍亨索倫普魯士的容克貴族、教授與官僚，抑或社會民主黨的幹部及其附屬的工會。
因此，施莫勒學派在德國必須對抗的唯一嚴肅對手便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場論爭中，後者很快便佔了上風。因為他們至少擁有一套學說，無論其多麼謬誤而充滿矛盾，而歷史學派的教義倒不如說是對任何理論的否定。為了尋求些許理論上的支持，施莫勒學派逐步開始向馬克思主義者的精神資產借貸。最終，施莫勒本人在很大程度上贊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衝突的學說，以及關於思想因思想者的階級歸屬而受「意識形態」浸染的學說。他的一位友人兼同僚教授威廉·萊克西斯（Wilhelm Lexis）發展出一套利息理論，恩格斯將其描述為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的一種轉述。6正是Sozialpolitik（社會政策）鼓吹者之著作的影響，使得「資產階級的」（bürgerlich）這一稱謂在德語中獲得了一種貶損的意涵。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壓倒性的失敗粉碎了德國諸侯、貴族與官僚的聲望。歷史學派與Sozialpolitik的門徒們將其忠誠轉移到各個分裂的小團體上，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最終便由此中脫穎而出。
那條從歷史學派的工作通向納粹主義的直線，無法透過勾勒該學派某位創始人的演變來呈現。因為Methodenstreit時代的主角們在1918年的失敗與希特勒崛起之前便已走完了人生的歷程。然而，該學派第二代中傑出人物的一生，卻闡明了從俾斯麥到希特勒時期德國大學經濟學的所有階段。
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施莫勒學生中迄今為止最具天賦者。當其師長在Methodenstreit的高峰時期，把評論並摧毀維塞爾（Wieser）那部著作《Der natürliche Wert》（自然價值）的任務委託給他時，他年僅二十五歲。這位忠實的門徒譴責該書「完全站不住腳」。⁶二十年後，桑巴特誇耀說，他將其生命的大部分獻給了為馬克思而戰。7當1914年戰爭爆發時，桑巴特出版了一本書，《Händler und Helden》（小販與英雄）。8在書中，他以粗俗而污穢的言辭，把一切英國的或盎格魯-撒克遜的東西，尤其是英國哲學與經濟學，斥為一種卑鄙的牟利者心態之表現。戰後，桑巴特修訂了他那本論社會主義的著作。在戰前，該書已出版了九個版本。⁹戰前的各版曾讚揚馬克思主義，而第十版則狂熱地攻擊它，尤其是針對其「無產階級」性質以及其缺乏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數年後，桑巴特試圖以一卷充滿對他無法理解其思想的經濟學家之謾罵的著作，來重新挑起Methodenstreit。9隨後，當納粹奪取政權時，他以一本論德國社會主義的著作，為其長達四十五年的文字生涯加冕。此書的主導思想是：元首（Führer）從上帝，即宇宙的最高元首那裏領受命令，而Führertum（元首統治）乃是一種永恆的啟示。10
德國學院派經濟學的進程便是如此，從施莫勒對霍亨索倫選帝侯與國王的頌揚，到桑巴特對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封聖。
5. The Liberalism of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柏拉圖夢想著一位仁慈的僭主，他會把建立完美社會制度的權力託付給睿智的哲學家。啟蒙運動並未把希望寄託於那或多或少屬於偶然出現的善意統治者與先知般的賢人。它對人類未來的樂觀，乃建立於對人之善良與其理性心智的雙重信念之上。在過去，少數惡徒，諸如奸詐的國王、褻瀆神明的祭司、腐敗的貴族，能夠為非作歹。然而如今，根據啟蒙運動的學說，既然人已意識到其理性的力量，便無須再懼怕重新墮入逝去年代的黑暗與過失。每一新世代都將為其先輩所成就的善業添磚加瓦。如此，人類正處於朝向更令人滿意之境況持續邁進的前夕。穩步前進乃人之本性。為一個虛構黃金時代所謂逝去的福樂而哀嘆，乃是徒勞。社會的理想狀態在我們面前，而非在我們身後。
十九世紀大多數鼓吹代議制政府與普選的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與民主政治家，都受一種對普通人理性心智之絕對可靠性的堅定信心所引導。在他們眼中，多數派不可能犯錯。源自人民並經選民批准的觀念，必定有益於公共福祉。
必須認識到，那一小群自由主義哲學家為代議制政府所提出的論據截然不同，並未隱含任何對所謂多數派絕對可靠性的援引。休謨（Hume）曾指出，政府始終建立於輿論之上。從長遠看，多數人的輿論總會勝出。一個不為多數派輿論所支持的政府，遲早必將喪失其權力；它若不退位，便會被多數人以暴力推翻。人民終究擁有將那些準備依照多數派認為適當的原則來統治的人推上掌舵之位的權力。從長遠看，並不存在一個維持着大眾譴責為不公之制度的不受歡迎的政府。代議制政府的根本理據，並非多數派如神一般而絕對可靠。其本意乃是以和平的方法，促成政治制度及操作其操控機制之人，向多數派意識形態作出那終究無法避免的調適。倘若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能在下次選舉中被平順地撤換，便可避免革命與內戰的恐怖。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堅定地認為，市場經濟，這一唯一能保證人類物質福祉穩步改善的經濟制度，只能在不受干擾的和平氛圍中運作。他們鼓吹由人民選出的代表所組成的政府，因為他們視之為理所當然：唯有此一制度才能在國內與對外事務中持久地維護和平。
使這些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與那些自封激進派之盲目的多數派崇拜相區別的，乃是他們對人類未來的樂觀並非建立於對多數派絕對可靠性的神祕信任之上，而是建立於這樣一種信念：健全的邏輯論證之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他們並非未能看到，絕大多數普通人既過於遲鈍、又過於懶惰，無法追隨並吸收冗長的推理鏈條。然而他們希望，這些群眾正因其遲鈍與懶惰，而不得不認可知識分子帶給他們的觀念。從有教養的少數人之健全判斷力，以及他們說服多數派的能力，十九世紀自由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們期待着人類事務的穩步改善。
在這一點上，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與其兩位最早的追隨者維塞爾（Wieser）及龐巴維克（Böhm-Bawerk）之間存在着完全的一致。在門格爾未發表的文稿中，海耶克（Hayek）教授發現了一則札記，內容為：「要揭示一種推理方式之荒謬，沒有比讓它一路推演至終點更好的辦法了。」他們三人都喜歡引用斯賓諾莎（Spinoza）在其《倫理學》第一卷中的論證，該論證以那句著名的格言作結：「Sane sicut lux se ipsam et tenebras manifestat, sic veritas norma sui et falsi.」他們冷靜地看待歷史學派與馬克思主義雙方那激情的宣傳。他們完全確信，這些派系在邏輯上站不住腳的教條，終將正因其荒謬而被所有理性之人所摒棄，而普通人的群眾必將追隨知識分子的引領。11
這種論證方式的智慧，在於避免一種流行的做法：以所謂的心理學去抵銷邏輯推理。誠然，推理上的錯誤往往是由於個人傾向於偏好一個錯誤的結論而非正確的結論所致。甚至有為數眾多的人，其情感根本妨礙他們作出正直的思考。但是，從確立這些事實，到上一代以「知識社會學」為名所教授的學說，兩者之間相距甚遠。人類的思考與推理、人類的科學與技術，乃是一個社會過程的產物，因為個別的思想家面對前人的成就與謬誤，並在贊同或異議之中與他們進入一場實質的討論。思想史可以透過分析一個人所生活與工作的條件，使其失敗與其功業同樣變得可以理解。唯有在這個意義上，援引所謂某個時代、某個民族、某種環境的精神，才是容許的。但若有人試圖藉援引一個觀念的作者所處的環境來解釋該觀念的出現，更遑論為其辯護，那便是循環論證。觀念永遠源自個人的心智，而歷史對於它們所能說的，無非是它們在某一確定的時刻由某一確定的個人所產生。對於一個人錯誤的思考，並無別的辯解，正如奧地利政府有一次就一位戰敗將領的案件所宣稱的那樣，沒有人應為自己不是天才而負責。心理學或許能幫助我們解釋一個人為何在思考上失敗。但任何這樣的解釋都不能把虛假轉化為真理。
奧地利經濟學家無條件地拒絕普魯士歷史學派的學說中所隱含的邏輯相對主義。針對 Schmoller 及其追隨者的種種主張，他們堅持：存在一套經濟學定理，對一切人的行為皆為有效，而不論時間與地點、行為人的民族與種族特徵，以及他們在宗教、哲學與倫理上的意識形態。
這三位奧地利經濟學家藉著維護經濟學的事業以對抗歷史主義的虛妄批評，所作出的貢獻之偉大，是無論如何高估也不為過的。他們並未從其認識論的信念中推導出任何關於人類未來演進的樂觀看法。無論可以為正確的邏輯思考說出多少好話，都不能證明後世的人在智力上的努力與成就方面將超越其先人。歷史顯示，一個又一個令人驚嘆的心智成就的時期，隨後接著的是衰敗與倒退的時期。我們不知道下一代是否會孕育出能夠沿著那些使過去數個世紀如此輝煌的天才之路徑繼續前行的人。我們對於使一個人能在智力進步的行進中邁出一步的生物學條件一無所知。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假設：人類進一步的智力上升可能存在界限。而且我們當然也不知道，在這一上升之中，是否有一點，超過此點之後，智識的領袖便再也無法成功地說服群眾並使他們追隨其引領。
奧地利經濟學家從這些前提所推導出的結論是：雖然一個開拓性的心智有責任盡其才能所及去完成一切，但他並無義務去為其觀念作宣傳，更不必使用可疑的手段以使其思想為人們所樂於接受。他們並不在意其著作的流通。Menger 並未出版其著名的《Grundsätze》的第二版，儘管該書早已絕版，二手本以高價出售，而出版商一再敦促他同意。
奧地利經濟學家主要且唯一的關懷，乃是為經濟學的進步作出貢獻。他們從不曾以其書籍與論文中所展現的說服力以外的任何方式，去爭取任何人的支持。對於德語國家的大學，甚至許多奧地利的大學，對經濟學本身懷有敵意，而對主觀主義的新經濟學說更為敵視這一事實，他們以冷漠視之。
